2014年2月和2013年1月，美国法院先后判定：美国对冲基金巨头——塞克资本的两名前任雇员，马修·马尔托玛(MathewMartoma)和迈克尔·斯坦恩伯格（MichaelSteinberg）内幕交易罪成立，两人可能面临数以十年计的刑罚。此前，塞克资本公司已就内幕交易的指控认罪，与美国监管机构达成支付18亿美元罚金的和解协议，创下迄今为止美国股市内幕交易最大罚单。该案检察官巴拉拉发布公开信称，此次判决意在向市场传达“没有任何机构可以凭借'大到不能进监狱'的信念而高枕无忧。”与美国对冲基金频遭司法追究类似的是，一场空前的稽查风暴正在中国股票市场内掀起。2014年5月9日，监管机构再次通报三起资产管理行业相关人员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的案件，业内规模最大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投资负责人、上海和北京三家大型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涉案。一周后，证监会确认，北京又一家大型基金公司旗下基金进入调查视野。至此，仅2013年以来，监管机构就受理了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案件线索38件，并已陆续启动调查工作。大批曾经的明星基金经理、知名公司投资总监被传涉入稽查漩涡。上述稽查力度和广度空前的行动，在业内一线的从业人中震动极大。不止一位投资经理表示：“中国机构的投资行为和模式，已经到了彻底挥别过去的时候。”⊙本报记者 周宏监管风暴下的人、事、物根据监管机构的通报情况，仅2013年以来，证监会共受理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案件线索38件，并已陆续启动调查工作。上述案件不仅涉案金额巨大，涉及机构数量较多，而且涉案人员范围扩大，从基金经理本人，扩展到上游的研究人员、后台的交易人员，甚至下游的托管银行工作人员。部分案件中出现了知情人泄露未公开信息，周边的亲朋好友参与交易的情况。个别案件中甚至出现了知情人买卖未公开信息牟利的情况。“性质非常恶劣”。但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此次稽查风暴的深入程度和彻底程度，远超数字描述的范围。“前几天还在公司路演现场看到的面孔，这几日就联系不上了。这样的心理冲击真的很大。”北京一位基金业内人士表示。一些基金公司的明星基金经理互相见面则开玩笑说，“这个年头得时刻保持电话畅通。否则可能突然一个传闻来了，同行打不通电话就麻烦了。”此外，不留余地、不讲情面也被认为是此轮稽查最大的热点，上海一些基金从业人士看来：大批的一线基金公司被查，以及有些2009年的案子又被重新“捡”起来，都证明了一点，“监管层是真的下决心，没有违规行为可以漏网。” “这个行业到了真正大浪淘沙的时候。”另一位机构人士评论称。除了资产管理行业以外，与投资相关的其他行业也在近期开始成为监管稽查的重点，这无疑引起了更大的震动。据业内透露，近期不少大牌券商研究所内部已经三令五申：研究员不得在正式发布报告之前，提前透露研究报告的主要结论。在此前，相当比例的大牌卖方研究员，会在正式报告发布之前，有选择的通过短信、微信等移动通讯工具向重要客户透露其观点，作为其“高端服务”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去年最为红火的通讯、电子、医药等领域。这种情况，一度相当突出。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不少上市公司股价在报告发布前提前竖起的一根根K线。一位业内的资深人士透露，研究所方面担心的是，上述行为可能涉及“利用非公开信息交易”的违法行为。从行为细节上上看，上述的“抢帽子”行为和前期查处的基金经理“老鼠仓”确实没有本质区别。而更多的投资圈人士，更关注未来股票投资的机构模式向何处去。“淡化了信息优势，没有了大券商的定向服务，机构的投资业绩立足点在哪里？”一位私募基金经理私底下表示担忧。那些曾经的盈利模式在一些圈内人士看来，此轮的稽查风暴的空前力度，固然是机构投资群体内“深感震惊”的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因为，此次稽查针对的行径，不少是过去机构群体内的“潜规则”，涉之者众，痼疾难改，是此轮风暴引发业内高度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比如，单单一个“非公开信息”的重处，即可能对业内的不少投资模式起到颠覆性影响。“比如，过去说调研上市公司，调研什么？除了行业信息、战略理念。当然更多的是——公司的经营细节、业绩、数字、甚至并购步骤和财务分配预案。”一位业内资深人士说，能够在一些公司接触中拿到“干货”，是不少机构参与调研活动的实际目的。由于知悉相关信息的敏感性，不少业内机构还衍生出各种“风险防控措施。”一些卖方机构的知名研究员们，研究报告一式两份，可以公开的部分，写入公开发表的文本报告中。不可公开的部分，通过电话、面对面路演等方式向客户暗示。“有时候，有些信息敏感了，办公室也不能说，只能到饭桌上去交流。”还有部分机构，对内部报告的交流流程都提出了明确要求。不要文本报告，提倡面对面交流。，“交易一结束，研究员排着队到老总办公室去汇报，每人15分钟。这是干嘛？是为了避免在电脑系统上留下痕迹。”至于定向增发、重大并购融资的路演上，机构们“或明或暗”要求有关方面做承诺。部分上市公司高管“定向发布信息”，和机构达成默契，更是业内不少公司融资时的常规动作。上述共有的默契，造成了一个庞大的非公开信息的灰色流通渠道，并形成了一个交换和分配机制，造就了部分机构“另类价值投资”的内涵。到最极致处，一些大型投资机构对卖方研究机构提出了类似国外对冲基金的“最先通知”的规定。即如果卖方机构把推荐报告的“第一个电话”（first call）打到该机构处，将获得分仓佣金的奖励。相反的例子则是，2009年中，上海一家机构在发布策略报告时，没有及时通知部分大型基金公司，遭到业内机构的联手“停佣”处理。上述行为的半公开化，显示了投资圈内部对于该类信息的认知存在一定的误区：这类信息属于模糊地带、边界游戏，可查可不查，是不少投资研究人士过去的潜在认知。殊不知，这类行为恰恰踩穿底线。自2013年开始，监管机构对于上述“非公开信息”的持续重处，开始动摇不少机构的信息。去年中，一家基金公司的投资经理因与个别上市公司存在非公开信息交易的嫌疑，遭到立案稽查，引发业内高度关注。这个不高调的案例，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其明显打破了业内的“历史一致预期”。而监管部门近年启动的以大数据为基础的调查，更是起到了明显的震慑作用。在空前的稽查力度下，海量数据和信息的匹配，更多监管力量的投入，都使得大量违规行为浮出水面，也对业内不少旧有的投资模式形成了重创。阳光投资创新方向何在？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大，一起起“非公开信息”的依序纳入调查、移送、重处的行业，各类机构投资者在A股市场的投资模式更新已成为必然。机构投资者向何处用力、又从何处寻觅机会，将成为业内的一个重大考验。一些业内资深投资人士认为，A股市场的投资模式将出现巨大变化。以往以信息优势为主要竞争方向的机构投资方法，有效空间在快速萎缩。新的模式，可能并不存在于单向的股票投资中。一位公募基金的投资总监认为，对机构而言，新的机会在于“对冲”上。原因是，只有衍生品才能把机构的资金优势和专业程度充分发挥出来。他认为，A股市场在下一轮经济周期启动前，不会有太多的系统性机会，而没有系统性机会，大型机构的资金很难有机会进退。在考虑到，当下中小上市公司的投资，面临着空前的监管风险和较高的估值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利用股指期货等产品来对冲既有的头寸，是一个看似消极的积极投资方式。还有一些机构则提出强化“事件性投资”的理念，比如积极参与上市公司的网下定向增发等。“定向增发是一个市场的体制性机会。值得重视。”一些机构认为，包括一些公募基金在内都把定向增发树立为其重要投资方向。部分公司也创新出一些投资模式，比如通过专户的专户来分散个别投资机会的风险等等。但也有人士提出，定增投资的模式，存在锁定期过长（通常为一年）、上市公司大股东行为不可控、以及定增市场阶段性风险暴露的特点等等。不可能成为未来机构的主流投资模式。以5月上市的华北某上市公司而言，定增完成后，大股东随即宣布减持非流通股，导致股价大跌。此外，还有一些机构提出了量化投资的模式，希望依靠高水平的数量化技术，从另一个角度寻找A股市场的隐蔽的投资机会。截至目前，公募基金迄今为止已有不下10家基金公司推出量化投资的产品，而私募机构则更为大量的产品涌现。从海外历史看，量化投资模式的高峰期也在主动投资的市场相对饱和后，展现出发展潜力的，但从整体上看，其的规模依然远逊于主动型的权益类投资。无论机构的投资模式朝何处发展，吐故纳新、告别过去已然成为中国市场和行业的必然命题。更加阳光化、多元化、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时代也必然会到来，不是现在，就是将来。来源上海证券报)